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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是一个到处可见权威却从不相信权威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像约翰·轩尼诗(JohnHenessey斯坦福校长,RISC处理器系统结构的发明人之一)那样的科技界泰斗、拉里·埃里森(LarryElison甲骨文的总裁)和乔布斯那样的出类拔萃的工业界领袖,还有被称为风投之王的约翰·多尔(JohnDoeerKPCB的合伙人)和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Moritz红杉风投的合伙人)。这里集中了近百名诺贝尔奖、图灵奖和香农奖的获奖者。各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多如牛毛。如果你开车在路上抛锚了,停下来帮助你的好心人可能就是一个大人物。(谷歌工程部门第一副总裁阿兰·尤斯塔斯就在路边帮助过人。)接下来,他对公司的一些机构和制度进行改革。首先,他不声不响地将分出去的一些服务公司买回来(那时IBM快破产了,美国政府不反对它将服务公司买回来),然后将IBM的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和服务合成一体。对比几乎同时代AT&T将公司拆分的做法,郭士纳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目的是打造一只IT服务业的航空母舰。在公司内部,它引入竞争机制,一个项目可能有多个组背靠背地开发。为了防止互相拆台、加强合作,郭士纳将每个人的退休金和全公司的、而不是以前的各部门的效益挂钩。但是,今天的太阳公司,不仅人数规模、市场股值、办公面积远不能和当年相比(能人都走了,办公楼也卖了,股票一落千丈),而且彻底退出了IT领域霸主之争。太阳公司从1982年成立到2000年达到顶峰用了近二十年时间,而走下坡路只用了一年,足以令经营者为戒。金沙澳门官网手机版关于斯坦福大学的各种传奇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杜撰出来的。其中最流毒深远的讹传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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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的太阳公司,不仅人数规模、市场股值、办公面积远不能和当年相比(能人都走了,办公楼也卖了,股票一落千丈),而且彻底退出了IT领域霸主之争。太阳公司从1982年成立到2000年达到顶峰用了近二十年时间,而走下坡路只用了一年,足以令经营者为戒。两年前,我和李开复博士等人多次谈论科技公司的兴衰,我们一致认为一个公司的基因常常决定它今后的命运,比如IBM很难成为一个微机公司一样。摩托罗拉也是一样,它的基因决定了它在数字移动通信中很难维持它原来在模拟手机上的市场占有率。摩托罗拉并不是没有看出数字手机将来必将代替模拟手机,而是很不情愿看到这件事发生。作为第一代移动通信的最大收益者,摩托罗拉要尽可能地延长模拟手机的生命期,推迟数字手机的普及,因为它总不希望自己掘自己的墓。如果过早地放弃模拟手机,就等于放弃已经开采出来的金矿,而自降身价和诺基亚的公司一同从零开始。尤其在刚开始时,数字手机的语音质量还远不如摩托罗拉砖头大小的大哥大,更使摩托罗拉高估了模拟手机的生命期。和所有大公司一样,在摩托罗拉也是最挣钱的部门嗓门最大,开发数字手机的部门当然不容易盖过正在挣钱的模拟手机部门,因此,摩托罗拉虽然在数字手机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进展缓慢。一旦各个竞争对手推出各种各样小巧的数字手机时,摩托罗拉才发现自己慢了半拍。除了绿色能源外,KPCB主要的投资集中在IT和生命科学领域。在IT领域,KPCB将重点放在下面六个方向:金沙澳门官网手机版阿巴度(ClaudioAbbado)指挥的音乐会、多明戈的歌剧或者看莫斯科大芭蕾舞团的演出,不过几十到一百美元。而在硅谷,这种文化生活是根本没有的。硅谷人最常去的解压度假的地方只有塔户湖(LakeTahoe)的滑雪场和拉斯维加斯的赌馆。

曾几何时,摩托罗拉就是无线通信的代名词,同时它还是技术和品质的结晶。甚至就在二十年前,摩托罗拉还在嘲笑日本品质的代表索尼,认为后者的质量只配做体育用品。今天,虽然摩托罗拉的产品从品质上讲仍然傲视同类产品,但是就像一个戴着假发拿着手杖的贵族,怎么也无法融入时尚的潮流。现在,大多数人认为,这是AT&T走向衰落的开始。但我认为,AT&T并没有因此而伤筋动骨。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年里,AT&T的业务得到长足的发展。虽然丢掉了市话服务,但是,它作为一个通信设备供应商,依然是市话通信设备几乎唯一的供货商。而且,虽然有MCI和Sprint两个长途电话竞争者,AT&T仍然控制着美国大部分市场,利润十分可观,足以维持贝尔实验室高额的研发费用,使得AT&T在通信和半导体技术上仍然领先于世界。到一九九四年,它的营业额达到近七百亿美元,大致等同于今天它和SBC合并后的总营业额。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除了绿色能源外,KPCB主要的投资集中在IT和生命科学领域。在IT领域,KPCB将重点放在下面六个方向:

Sequoia是加州的一种红杉树,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可能也是最长寿的)生物。这种红杉树可以高达一百米,直径八米,寿命长达两千两百年。1972年,投资家唐纳德.凡伦汀(DonValentine)在硅谷创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加州特有的红杉树命名,即SequoiaCapital。该公司进入中国后,取名红杉风投。就这样,安迪-比尔定理把原本属于耐用消费品的电脑、手机等商品变成了消耗性商品,刺激着整个IT领域的发展。上面的情况是一个简化得不能再简化的投资过程,任何一个成功的投资都会比它复杂得多。比如,通常天使投资人可能是几家而不是一家,很多人都会要求坐到董事会里去,这样在真正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时,董事会已经变得很庞大。在这种情况下,风投公司通常会以当时合理的股价(FairMarketValue)从天使投资人手中买回股权,并把他们统统从董事会中请出去。否则每次开董事会坐着一屋子大大小小的股东,大家七嘴八舌,还怎么讨论问题。大部分天使投资人也愿意兑现他们的投资收益,以降低自己的投资风险。听到这个谣言的人绝大多数都信以为真,因为它不仅夹杂着很多事实,而且合情合理。虽然,网络早有了,美国很多大学、公司和政府部门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使用局域网了,连接网络的路由器也早有了。但是,由于不同网络设备厂家采用的网络协议,每个公司都要推广自己采用的协议,没有公司愿意为其它公司做路由器。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时,这个问题不大,因为一个单位内部的网络基本上会采用相同的协议。在1984年,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因此各个网络公司如IBM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多协议路由器的重要性。

我们不妨看看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据统计,即使是在网络泡沫高峰、创业最容易的2000年,创业的小公司(Startups)最终能成功的或者上市或者被收购的,不过百分之二到三而已。绝大多数都夭折了,这些创业者也就默默无闻了。人们从来就是只记得住英雄的名字。网络泡沫破碎以后,我在谷歌面试过很多创业者(他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某某公司的创始人),他们不乏很聪明、专业知识扎实,又很有干劲的人,这些优点远远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其中很多人不适合创业。我和李开复以及许多优秀的管理者探讨过为什么一个公司进入成熟期以后,很难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功。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在某个领域特别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经被优化得非常适应这个市场,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等已经非常适应,甚至过分适应自己传统的市场。这使得该公司获得成功的内在因素会渐渐地、深深地植入该公司,可以讲是这个公司的基因。当这个公司在海外发展分公司时,它首先会将这基因带到新的地方,克隆出一个新的公司。微软在中国的分公司一定还是微软的风格,中国的谷歌一定继承了Google的文化。同时,它们又都像美国公司,而不是日本公司。类似地,当这个公司开拓新领域时,它也会按照自己的基因克隆出一个新的部门。遗憾的是,适应现有市场的基因未必适合一个新的市场。金沙澳门官网手机版惠普赌的另一个拳头产品是它的打印机。惠普决定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通过廉价的刀架挣高价刀片的钱,它打算廉价卖打印机,然后高价卖墨盒。惠普的市场战略家们当然仔细算过这笔帐,但是,它们低估了日本制造的效应。至今,惠普在打印机市场上一直受爱普生和佳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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